祭者之章（二）

儘管我獲得眼前這個職位的方式並不正當，甚至可以說是卑鄙的、令人不齒的。

但我並冇有因此感到慚愧。

首先，被我利用的那位領導，本就不值得同情，也不應得到同情。

其次，這種靠著裙帶關係就能安排上的職位，也並不值得炫耀。

再退一步講，對一個從上到下都充斥著潛規則和腐敗的單位，我實在是無法投入什麼忠誠、產生什麼榮譽感。

可能人在社會上混久了就會這樣，我們每個人都在自我說服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無恥了，然後又努力說服自己，這種“無恥”是“成熟”的表現。

那些無能之輩，往往會在這條“成熟”的道路上漸漸放棄思考和自省，變成既可笑又可悲的兩麵派；他們白天在人前點頭哈腰累得跟孫子一樣，晚上就到網上通過打壓和裝逼來尋求廉價的優越感並宣泄情緒。如果你在網絡上因某些觀點和人爭論時，遇到那種張口就愛問“你幾歲了？”的，那大體就是遇到這種人了不用懷疑，屏幕後那個家夥多半冇什麼本事，而且年紀也不小了。

我不想變成那種人，所以，我在自我說服時也會自我拷問。

我也曾問過自己：“把錯的手段用在對的地方，就能被原諒了嗎？甚至可以說是在做好事了嗎？”

可惜我冇能想出答案來，隻能自諫因人而異、因時製宜、因事而彆、問心無愧。

當然了，這次的事情，並不能說是在做什麼好事，畢竟我的動機中包含著利己的成分：從結果來看，我得到了更好的報酬和更高的社會地位。

無論內部人士對我如何看待，至少在大部分不知情的外人眼裡，“調查記者”還是比“派信小弟”要體麵得多。

人活在這世上，不管彆人在背後如何惡意地揣測你、詆毀你，但隻要你能讓他們在表麵上對你客客氣氣的，這就已經很不錯了。

這，也是我們大部分人一直在追求的東西。

當你想透徹了就會發現，想讓每個人都發自內心地尊重你或了解你那是不可能的，在你死的那天都不可能；在這個時代，就算是帝王、偉人、聖人在死後也一樣會被人們拿出來隨意地編排和誹謗，更何況是我們這些凡人。

所以，我們所需要的東西，從來就不是什麼真正的“認同”，而是一些“標簽”。

“記者”、“醫生”、“導師”、“專家”、“領導”、“才俊”、“富豪”、“老板”、“著名藝人”、“成功人士”把這些能讓陌生人高看你一眼的、至少在你的麵前得虛與委蛇的標簽，儘可能多地貼在身上，並享受既得利益，才是我們的追求、才是我們從小就一直被灌輸的理念。

不管我們念的教材是何等的假大空，現實環境終究會將我們指向這條路。

這些我明白，我都明白。

但我厲小帆，還是有一個夢想一個不那麼現實和利己的夢想。

我要成為一雙眼睛、一對耳朵、一副喉舌向世間的人展示那些他們看不到、也聽不到，卻應該去看一看、聽一聽的東西。

我要讓那些放棄思考和自省的人重拾反思的習慣和質疑的勇氣。

我會不擇手段地實現這個理想，貫徹我的正義，即使那是一種卑鄙的正義。

9月9日，距離我當上調查記者已經過去了一周時間。

我已差不多熟悉了這裡的工作環境，也和同事們成了點頭之交。

但其實，我這工作也並不需要和辦公室裡的其他人搞好關係，我隻要拍好主編的馬屁就行；其他人管不了我、我也管不了他們。

我負責的主要是紙媒和網絡新聞，所以我不是那種需要在鏡頭前直接采訪彆人的記者，不用給我配攝影師什麼的；我要做的隻是去調查、取證，然後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變成文字報導，交到我的上司也就是主編的辦公桌上，隻要他點頭說著可以刊登，那我就算冇白忙活。

我的主編姓羅，今年五十多了，學曆不低，年輕時還到紐約先驅報去實習過，但因為能力不行，品行也不太好，實習期還冇過就被趕走了。

這事兒整個單位裡，除了他本人以外，隻有我知道。

因為我調查過他。

很多人覺得要調查一個人很難，不是警察就很難做到，但實際上，隻要你懂得一些技巧，並且敢於在法律的邊界遊走，很多情報都是唾手可得的。

羅主編能在我們這個單位混到如今這個位置，一方麵是靠他深厚的溜須拍馬、弄虛作假能力，另一方麵就是靠著當初那“曾在紐約先驅報工作過”的履曆。

雖然99%上班族都會在不同程度上看不慣自己的領導，或是鄙視領導的辦事能力、或是質疑領導的履曆，但真正會采取行動去證實自己看法的人恐怕還不到1%。

我就是那1%。

在我確定要調任到這個部門時，我就對羅主編這個將來會當我頂頭上司的男人展開了全麵的調查。

首先，是看書麵材料。

羅主編的檔案，人事部自然有，雖然我不是人事部的，但我一樣能看到，因為我那會兒還是“派信小弟”；公司所有進過mailroom的文件都會在我們這兒的電腦裡留下備份，“先備份後打印”是基、卻不信任自己的親人，就是因為可能騙子陪他們的時間相對更多些。

我，也是個騙子。

我騙取了他的信任，得到了我想要的東西。

在我那杯咖啡第三次續杯時，我假裝不經意地提到了我的上司羅主編；老頭兒自然已經不記得那家夥了，不過我早有準備，我拿出筆記本電腦，點開了一張羅主編當年在紐約先驅報實習時的照片；這貨把這張照片直接掛在自己辦公室的牆上用來裝逼，不難弄到。

那張照片中，除了羅主編之外，還有另外幾名實習生，以及當時負責“帶”他們的記者，也就是我眼前這位老人。

像紐約先驅報這種美國老牌媒體的背後主要還是被白人財閥們掌控，明裡暗裡的種族和性彆歧視根深蒂固；羅主編實習的時候是在二十多年前了，那個時候“政治正確”還冇現在這麼緊，所以華裔的實習生很少，老頭兒一看到照片，就對他有印象了。

或許是擔心我和羅主編有什麼交情，老頭兒在說話時繞了些彎子，但依然可以聽出來姓羅的很不是個東西。

看來他那套溜須拍馬和弄虛作假的把戲，一直冇有變，隻是並非在所有的地方都行得通。

三個小時後，我和那位老記者道了彆，臨行前老頭兒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誇獎、並祝福了我。

如果是在十年前，他還冇退休的時候，他可能根本不屑於跟我這樣的人坐下來喝咖啡；就算來了，他也不會跟我聊那麼久。

那時的他，八成會跟我擺架子，說些自己很忙之類的話，粗暴地打斷我的陳述，抨擊我國的新聞自由，強行灌輸一些他認同的價值觀，回答一些他想回答的問題、無視其他的，刷完一波優越感後，留下一句“這單我買了，謝謝你浪費我的時間”，然後扔下幾張現金並無禮地離去。

可是現在的他，站在街上，揮手、目送我上了出租車，直到車消失在拐角，他才轉過頭，帶著歎息的意味舒了口氣，步行回家。

事後他能意識到我隻是在他身上打探情報嗎？

應該是可以的，但我想，即使可以，他也不會讓自己往那方麵去想；他會竭力說服自己，今天遇到的真的是一位滿懷熱情的年輕後輩，而這個後輩真的是因為崇拜他才來見他的。

9月9日的下午，我從羅主編那裡得到了我的第一個任務：去采訪一對夫婦。

我知道他們，他們是幾年前網上炒得沸沸揚揚的“無肛嬰兒之死”事件的當事人；當然了，如今這事兒也早已經無人問津了。

主編要求我去跟進他們的情況，寫一篇關於網絡暴力的報道；按照羅主編的說法，最近上麵想抓“網絡暴力”這一塊，進行一定的輿論引導。因此，需要我們用一個較為典型和淒慘的受害者案例，寫一篇將網絡暴民妖魔化的報導。

其實這也算好事。

我冇有等到第二天，當天傍晚，我就拿著他給我的地址，乘上了前往天津的高鐵。